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01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邹进/译上校拧开咖啡罐子的盖子，瞧见里面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把锅从火上移开，倒掉半锅水在地上，拿一把小刀在罐子壁上刮，直到仅剩的咖啡末混杂着些许铁锈掉进锅里。上校怀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的期待，靠火炉坐着等锅开，感觉五脏六腑里像有霉菌和毒百合在生根发芽似的。已经十月了。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早晨，尽管他已经熬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内战结束已经快六十年了，上校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而这十月，就是上校等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便撩起了蚊帐。前一晚她刚犯了哮喘，这会儿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了起来，接过杯子。“你的呢？”她问。“我已经喝了。”上校撒了谎，“罐子里还有一大勺呢。”这时外面鸣起了丧钟，可上校早忘了葬礼的事。妻子正喝咖啡的当口儿，他把吊床的一端卸了下来，卷到另一端，放在了门后。妻子想起了那个死去的人。“他是1922年生的，”她说，“正好在咱们儿子后头一个月，4月7号。”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沉重地喘着气，看上去仅仅像是附在佝偻的、僵直的脊柱上的一团苍白。艰难的喘气让她的问话听起来像是肯定的口气。她喝完了咖啡，还在念着那个死去的人。“在十月份下葬一定是很可怕的事。”她说。但是她丈夫并没在意，他开了窗子，十月的痕迹已经溜进了院子。看着这长势繁盛、翠郁葱茏的花草，地上蚯蚓钻来钻去拱起的小土堆，上校心中却想着，这个不祥的月份还是来了。“我连骨头里都彻底潮了，”上校说。“快冬天了，”妻子回说，“从开始下雨我就叮嘱你，睡觉要穿着袜子。”“这一个星期我可都穿着袜子睡觉的。”上校说。雨下得不大，却连绵不断。上校宁愿裹在羊毛毯子里，回吊床上躺着，但是持续不断的嘶哑的钟声提醒着他葬礼的事。“又是十月了，”他低语道，走到房间中央才想起来那只鸡还在拴在床腿上。那是一只斗鸡。把杯子送回厨房以后，上校给堂屋里的那口放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跟那间窄得让哮喘病人喘不过来气的卧室相比，堂屋还算宽敞，放着四把摇椅，桌上铺了台布，还放着一只石膏做的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穿着薄纱的女人在一艘载着玫瑰的小舟上，四周围着几个小丘比特。给钟上完发条已经七点二十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些玉米。一群小孩从栅栏的破洞钻进来，围坐在鸡旁边，静静地看着它。 “别盯着它看，”上校说，“老这么看，它会疲的。”孩子们却并不走开，其中一个还拿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流行曲子的旋律。“今天别吹，”上校对他说，“镇上有人死了。”孩子把口琴放进裤子口袋里，上校转身走进卧室换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那件白外套由于妻子犯了哮喘还没熨好，所以他只能套上那件结婚来只在隆重场合穿过几次的旧黑色外套。他费了好些劲才从箱子底把它翻出来，拿报纸裹着，为了防止生蛾子还放了几个樟脑丸。平躺在床上，妻子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人。“他这会儿肯定见着阿古斯汀了，”她说，“兴许他根本不会把阿古斯汀死后咱们的处境告诉他的。”“这会儿说不定他俩在聊斗鸡的事儿呢。”上校回道。他从箱子里又翻出一把很大的旧伞。这伞是妻子在一次为上校他们党募集经费而举行的摸彩上中来的。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的戏，即使在下雨，戏也没停。上校、妻子还有当时才八岁的阿古斯汀，挤在这把伞下，一直看到散场。如今阿古斯汀已经不在了，当年光鲜顺滑的缎子伞面也早已被虫蛀了“你瞧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上校冒出了一句很久以前就说过的话，在头顶撑开那伞的不可思议的金属骨架，“现在它的唯一用处就是拿来数天上的星星了。”他笑了，但妻子却并不看这把伞。“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她低声说道，“不过是活着腐烂而已。”她闭上眼睛，想集中精神去琢磨那个死去的人。上校靠手摸索着刮完了胡子——他已经很长时间缺一面镜子用了，默默地穿好衣服。他的裤子紧紧地贴在腿上，像是一条长衬裤，在脚踝的地方打了个活结，腰间用同样材料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镀金扣子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颜色的衬衣跟马尼拉纸一样粗糙，上面还钉了个铜扣子，用来系住假领子。可假领子早就坏了，上校索性连领带也不带了。上校郑重其事地完成每个动作，手上皮肤光亮，紧绷在骨头上，像他脖子上一样有几块亮斑。他先把漆皮靴缝里的泥土刮掉，才穿上。这时，妻子瞧见他跟婚礼那天穿得一样，才发现丈夫已经苍老了许多。“你打扮得看上去像是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这次葬礼就是件大事啊，”上校说，“这可是这么多年来咱们头一遭碰到自然死亡的人。”九点以后天气转好了些。上校正准备出门，妻子却拽住了他的袖子。“把头发梳了。”她说。他努力想用骨梳把那头铁灰色的、极硬的头发给捋顺了，不过仍然是徒劳的。“我一定看起来活像只鹦鹉。”他说。妻子打量了下他，她觉得不，他一点儿也不像只鹦鹉。他是个干瘦的老人，浑身的硬骨头像是用螺丝和螺帽拧起来的一样，只有他眼里的生气才透露出，他不像是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这样看起来还不赖，”她给予了肯定，可丈夫刚要出门的时候，她又补了一句：“问问医生我们究竟可曾在这屋里得罪过他。”他们住在镇子的角落的一间屋子里，房顶上铺的是棕榈叶子，墙上的石灰已经往下掉了。空气仍然湿漉漉的，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道朝广场走去，两旁的屋子一间挤着一间。从小道出来走上大街的时候，上校忍不住打了一寒噤。一眼望去，镇上开满了花。身穿黑衣的女人们坐在家门口，等着送葬的队伍。广场上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台球房的老板从门口看见了上校，张开双臂，大声打招呼：“上校，等等，我借把伞给你。”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谢了，我这样挺好。”葬礼队伍还没从教堂出来。男人们都身着黑衣、系了白色领带，打着伞在门口聊天。其中一个瞧见上校在广场上，正跳过一个个水坑向这边走来。“快到这底下来，老兄。”他喊道。他在伞下腾出位子来。“谢了，老兄。”上校说。但他并没接受这邀请，进了屋子径直朝死者的母亲走去，向她致哀。他一进门就先闻到了多种花的混合香气，接着就感到一阵热气袭来。上校试图穿过涌向卧室门口的人群，但是不知谁推着他的背，穿过神情漠然的人群，一直把他推到房间的尽头，推到死者那张开的又大又深的鼻孔跟前。死者的母亲在那儿，摇着大蒲扇，把苍蝇从棺材边上赶走。其它穿着黑衣的女人，凝视着尸体，神情像是望着流水一般。突然不知谁的声音从房间尽头传来，上校挤开一个女人，望着死者母亲的侧脸，把手放在她肩上。“真让人难过。”他说。她没有转头，张了张嘴，蹦出一声惨叫来。上校一惊，才发觉自己被颤抖地哭泣着的无形人群推到了尸体跟前。他伸出手想找什么东西扶一下，却够不到墙，墙边上也挤满了人。有个人在他耳边轻声说：“当心点，上校。”他转过头来，却正好跟死人打了个照面。不过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已经僵了，看上去跟上校一样窘迫，只不过他裹在白布里，手里还握着一只小号。上校在一片喊叫声中抬起头来，想喘口气，看见合上盖子的棺材正被一颠一颠的朝门口抬去，斜坡上的花被棺材壁碾得粉碎。上校出了一身汗，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得眼睑生疼的，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在街上了。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说：“快点儿，老兄，我可等着你呢。”是萨瓦斯，上校那死去的孩子的教父，也是他们政党唯一一个逃脱了政治迫害并且继续生活在这镇上的领导人。“多谢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的在伞底下走着。乐队在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留意到曲子里少了小号声，才第一次无比确定这个死掉的人是真的死了。“可怜的人啊。”上校喃喃地说。。萨瓦斯清了清嗓子。他左手撑伞，因为比上校矮的缘故，伞柄几乎提到了头一般高的位置。送葬队离开广场后，他俩开始聊了起来。萨瓦斯把头转向上校，面带忧郁，说：“老兄，那只鸡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上校回道。这时传来一声大叫：“他们这是想把死人送哪儿去啊？”上校抬了抬眼，瞧见市长站在营房的阳台上，姿势夸张。他穿着法兰绒睡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了演奏。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了安赫尔神父对着市长喊叫的声音，透过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他隐约听出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怎么了？”萨瓦斯问道。“没怎么，”上校回道，“说是不许葬礼队伍从营房前头经过。”“我又忘了，”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记我们还受着战时法令的管呢。”“但这又不违法啊，”上校说，“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死掉的乐手。”马尔克斯的番石榴短篇、长文思想情感生活欢迎加小编个人微信交流